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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对一个亡者的交代

2018-01-28 一个记者 卢泓言

上面这张照片应该很少人见过,摄于2006年北京一家川菜馆。


在那之前,这几个二十四岁上下的年轻人并不相互认识,因为同作为《生于80年代》的主角走到一起。这篇报道提出,伴随计算机和互联网长大的“80后”善于打破常规,他们可能将要接管世界。这个概念迅速被引爆。他们当时决定接受央视的邀请去做节目。在连续四档央视栏目报道之后,80后创业和这几个人成了全社会的热点,前后几百家媒体要求采访,他们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的创业者变成被社会追捧的偶像,密集的曝光和布道,各种机会和压力,以及藏在这些东西背后的陷阱。他们被甩进了风暴眼。


我是那个写文章、造概念、组饭局、帮央视代话的记者。12年前满心的豪迈,自认为帮这几个打破常规的年轻人助推进了快车道,点亮了一代人。但随后有两个人发生不祥的变故,我开始有所反思,当初的豪迈,不过是无知者无畏罢了。直到整12年后的今天茅侃侃自杀离世,才彻底从梦中惊醒。把时间拉的足够长,很多功业会显得荒唐,很多骄傲会变成惶恐。


原本以为少有人还会记得当年那个记者。却未料到,很多人把茅侃侃的消息发给我,其中一个是《谁杀死了茅侃侃》。有个从未谋面的读者竟然一点不客气的留言说:“或许你就是那个给侃侃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罪过之人”……


因缘果报,半点不虚。事情过去了再久,当初见证的人一定未曾忘记。有些事,如果我不说,恐怕没有人会说出来。那我就说出来。对过去的茅侃侃,对正在路上的茅侃侃们,是个交代。


假设没有《生于80年代》这篇文章和央视的跟进,茅侃侃很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一连串的因缘和经历,很可能不会有他应付不来的巨大期望和压力,多年的失眠和抑郁,也可能不会遇到万家文化最后这一劫。有的人本可以在小河里平常度日,是外力把他们推进了波浪滔天的海洋。


我干的事是从0到1,造概念,攒人头,贴标签,央视干的事是从1到100,彻底引爆流行。茅侃侃自己是内因,媒体是外缘,缺一不可。当年一起做报道的老同事刚才跟我说,我们只是做份内事,然后听天命,后面的事预测不了,也控制不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反思当年起心动念的蛛丝马迹,真的不完全是。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周鸿祎。周鸿祎是戴志康的投资人,写《生于80年代》时我去采访他,他直截了当的说:“你不要捧杀他们”。他的意思大概是,这几个20出头年轻人根基未稳,还不是足够强,需要坐冷板凳苦练内功的时候,却被媒体贴上标签扮成偶像接受膜拜,他们的心理和实力承受不了那个光环和压力,捧之即是杀之。


实在说,那时我毕业干记者两年多,没什么社会经历,没创过业,也没有体会过身处聚光灯下的感受,真的理解不了周鸿祎的用心。这句话成了耳旁风,没放心上。直到后来没多久,《生于80年代》里的其中一位惹上了官司,一位被迫从公司出走,戴志康和李想也遇到很大的困难,我才开始有所领悟。


如果周鸿祎当时没提醒,那后面发生的事我会轻松很多。但周鸿祎确实提醒了,每每想到这句话,我必定隐隐作痛。年轻人,愣头青,下手不知轻重,拔苗助长,只顾眼前事,我的处境大概如此。2009年我写了《迟到的80后》,2014年写了《且慢捧杀90后》,强调无论是哪一代人,都摆脱不了时间重力,逃避不了漫长、艰难、沉闷无趣的一级一级的人生积累,不可能凭一样绝命武器一步登天,算是对《生于80年代》所犯过失的全面纠正,也算是补偿内疚。那是后话。


前天我问茅侃侃的一个好朋友,茅侃侃如何会自杀?他是这么回我的:


“侃侃多次创业的背后都是有大老板或大股东,这种结构注定了会有些责权利不清的问题。他做CEO要对下负全责,但实际架构里他又不是大老板,常常弄成夹心饼干的状态。


侃侃又是个情种,好不容易认认真真想做一次事,关乎到员工的情怎么面对,关乎到别人怎么看,关乎到欠的工资怎么发,放不下就容易被拖垮。放不下的名利和情面,最后用这种方式放下了,真是很悲壮。其实名利和情面这些东西的拿起放下,真是每个人累生累世的修行。


媒体给了他名,他拿起之时,就要学会能放下,从而才能再拿起。但他竟然用自杀这种方式去学习,用生命去学肯定能学会,就是太悲壮。他失败几次,他说自己不适合创业,却还是要干创业这件苦事,因为他没有寻常的路可以走,他过不了循规蹈矩的日子。这是他的性,也是他要修炼的功课。


各种各样的问题源自各种各样的自身局限。终归,人要抱着修行的心态来过活。还是《大学》说的靠谱,人以修身为本,才有可能齐家治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从这上面学会教训。这是侃侃用生命告诉我们的东西。”


没有内邪,引不来外邪。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同样是经历风暴眼,李想的创业经过波折最终上了市,戴志康的公司卖给了腾讯,也有投资的公司上市,高燃在低谷之后也逐渐安身立命,他们都还有广阔的生命。只有茅侃侃自己才能对所有遭遇负责。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作为媒体因此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绝对不行。


《生于80年代》这个题目,出生于一次偶然的采访。2006年一个老领导介绍我去跟一个创业者聊天,第一次见到了25岁的戴志康,我眼前一亮。他有着跟年纪完全不相称的老练和深刻。之前我觉得80后都是小孩子,但戴志康显然比我见过的大部分70后60后创业者更强。于是我对80后这一代人有了好奇,想找找有没有跟戴志康一样强的人。然后见到了李想,我确信这又是一个很扎实的极有后劲的80后。于是,戴志康和李想两个人,让我有了冲动要做一个“80后”的标签。


接下来做的事,是去找更多的戴志康和李想,把“80后”这个标签做实。但这是非常微妙而危险的一步,一步之遥,天渊之别。之前,我是为戴志康和李想而振奋,我想把他们推出来,让社会看到一股新力量,这是利他的动机。但在此以后,我是为自己这个“80后”的提法而振奋,我想把这个标签打响,这是我的发现,这已经是一个利己的动机。动机一变,做看似同样的事也有了不同的内涵。


但实在说,12年前的我,根本体会不到这心念的细微变化,根本不知道自己无意间步入险境。是很多年后,接触到佛法里“我执”的概念,才能把当年的心念的变化及其本质梳理清楚。当时,“80后”的标签成了“我执”的工具,为了完成这一个内心的执念,我会有意无意的装扮哪怕是不恰当的人和事。接下来,我找到了更多的80后创业者,其中一个是茅侃侃。


茅侃侃在《生于80年代》里的五个主角里,是最年轻的也是根基相对最薄弱的一个。其他人有了不错的产品、业务、用户、甚至是利润,茅侃侃的设想还没有完全落地。我们当时把茅侃侃放到最后一位,给他的定义是“混世魔娃”,不算是一个太积极的评价。这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茅侃侃足够的冲破常规,却也不够成熟,还是大男生,所以对他留有余地。但问题是,既然不够成熟,留有余地,为什么不把他拿掉?说轻一点,这是考虑不周,心存侥幸。说重一点,这是为了一个概念有足够的标本,绑他上了战车。


这个文章在杂志内部走完流程,并没有人提出有力的质疑,可能有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默契:单凭一两个人,只是相对优秀的创业者,没资格登上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后来也不可能被央视连番看中,只有靠“80后”的时代力量,于是需要一群人。


实在说,12年前的我绝对没有今天做事的瞻前顾后,无意为之,还觉得自己是对他的善意帮助。我也没有预料到后来的风暴眼。一个根基未稳的大男生在这场风暴里会经受多少考验?当年我完全没有概念。我的领导,以及央视的人,所有追捧这几个80后的媒体人,他们也没有顾及到。我塑造的产品里的一点瑕疵,最后被整个体系无限的放大。茅侃侃被贴上了“80后”的标签,就没有人再去认真审视他的实力,无节制的给他虚幻的荣誉。一个更冷的事实是,似乎茅侃侃身边也没有长辈朋友看透以及改变这一点。


刚做记者时,老板给我们传授经验,贴标签是一个能事半功倍的技巧。你说一个人虚伪,你也可以说他是岳不群,后者的感染力和传播是前者的十倍。虚伪只是一个形容词,岳不群是一个标签。很多年后,我给年轻记者上课,也说,高手就是善于给人贴标签,让他怎么也撕不下来,永远贴在脸上。今天我想说的是,贴标签可能是媒体最恶劣的手法之一。贴标签也是常人最容易犯下的思维错误。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独立和独特的。贴标签本质是偷懒,心力和脑力不足,不愿去看见实相。


为赋新词强说愁,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媒体人的病,也是媒体人的命。做一天的媒体,就要跟这种病态和宿命做一天的搏斗。这是媒体人真正的功课。


茅侃侃本不应该,或者本来可能不出现在12年前《生于80年代》的主角里。那也许将很大的改变他之后的经历甚至是命运。他可能可以更加平心静气的从容的成长一段更长的时间。


媒体是照明灯,也是杀人器。最诡谲之处在于,恰恰是当媒体表面上为人照明的时候,本质上,暗地里,却是杀人于无形。


微博和微信带来自媒体泛滥的今天,“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杀人器从未像今天这样猖獗。媒体作用于人脑和人心,影响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对于常人而言,既是老师,也是医生。古话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作为媒体人,需要同时具备慈悲和智慧。没智慧,无知,没慈悲,无耻,都是杀人于无形。而今无知的媒体人,何其多。而今有知而无耻的媒体人,常在各种讲坛上教人如何驾驭人心的方法。道貌岸然,血迹斑斑。


有一个茅侃侃,已经去了。还有很多的茅侃侃,他们还活着。他们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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