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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统治是所有人的命运？

包刚升 看理想
2024-09-07

《国王的演讲》

在今天，很多人应该都能切身感受到，政治离我们更近了——就业压力、消费降级、楼市低迷、贸易争端、大国博弈、局部战争……从日常生活到国际大事，无论是否关心，每个人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左右。


既然生活被政治覆盖的事实无法改变，不如尝试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逻辑，比如大国之间的政治均衡为何往往不能长久？贸易摩擦、军事战争为什么总是不断发生？资源有限而欲望无穷，人类的未来在哪里？分裂的时代，普通人又该如何生活？


音频节目《统治的逻辑：5000年人类政治博弈史》已在看理想上线，原价168元，限时特价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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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统治和政治的过去，也许能帮助当下的我们可以更好地思考未来，也更好地理解人类政治演化之路究竟会通向何方。


跟随主讲人、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包刚升，将演化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看“政治物种”如何适者生存。一同回望王权时代、封建时代、立宪时代和民主时代，重走东西方国家和政治的发展之路。


讲述｜包刚升

来源｜《统治的逻辑》发刊词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凡是有人类群体居住的地方，就必须被统治。所以，我给这档节目起了个名字，叫做《统治的逻辑》，主要关心的就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脉络和它背后的逻辑。


我会在这个节目里回答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从古至今，人类政治演化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人类在政治上又是如何抵达今天这种状态的？第二，促成人类政治演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样说，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其实，如果把人类政治演化比喻为一条大河，那么我们的节目主要关注的，是这条大河的主流或基本流向，而不是每一条支流或每一片河滩，我们还要解释为什么这条大河的基本流向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河道的拐弯或转向等等问题。


政治和政治学的重要性，从它们诞生以来，就是毋庸置疑的。早在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把政治学称为最高学科或王牌学科。实际上，它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关系到我们每一天，甚至关系到我们的每一个行为能否达成预期的目标。


通过收听我们这档节目，我希望你能加深对三个基本问题的认知：我们人类政治是从哪里来的？人类政治在哪里？以及人类政治可能会向何处去？这些问题看似宏大、甚至遥不可及，但它其实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王的出现与国家革命


我们这里首先要从王的出现和统治的兴起开始讲起。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部名著中，法国思想家卢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


但在我看来，卢梭这位大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一定正确。实际上，谁第一个对众人说：“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而且找到了一些人居然服从了他，那么，这个人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当然，我今天这样说，恐怕会引来不少争议。我之所以会这样认为，理由是，“这是我的”，这句话涉及的是一个财产权问题。但今天有人可以指着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明天另外有人也可以指着同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


这样一来，在自然状态下，如果前者跟后者的体格相当，难免会引发一场恶斗，结果，要么是一方击败另一方，要么是两败俱伤；如果后者的体格明显更加健壮，更孔武有力，前者可能暂时只能默默忍受了，但这并不会妨碍他继续寻找机会，伺机报复，把他认为本来就属于他的土地夺回来。


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一个人自我宣称的土地财产权，其实是靠不住的。当不同的人同时宣称拥有同一块土地的财产权时，难免会引发冲突。


如果我们超越自然状态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任何财产权都是依赖于法律的。没有法律，就没有所谓的财产权。而没有国家，就不会有法律。


尽管人类世界中的法律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之分，尽管惯例在许多社会包括前国家的远古社会扮演了提供社会规则的角色，但从根本上讲，任何法律的执行都必须依赖于国家的力量。只有国家的强制力，才是法律能够生效的关键。


进一步讲，人类的早期国家不仅是由王统治的，而且是由某个王首先创立的。由此，完整的逻辑链条就变成了：没有王，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就无所谓法律；没有法律，就无所谓财产权。


因而，仅有第一个人说“这是我的”——这只意味着人类创立财产权的首次努力，还远不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只有当第一个人说“我就是你们的王”——也就是人类创立国家的首次努力，或者说国家诞生的时刻，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开端。



《国王的演讲》

据考古出土、记录了古代巴比伦王国的法律和政令的泥板文书记载，著名的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他大约是公元前1792年至前1750年在位）曾做出这样的“宣言”，他说：


“我，汉谟拉比、完美的王。我为彼等寻找安全之地，战胜了极其严重的困难。驱逐了北方与南方之敌。我结束了他们的掠夺行为。我增加了全国的福利。我使人民安享太平。我不许任何人骚扰他们。……我是王者中最杰出的国王。我的言辞是金口玉言，我的智慧举世无双。……奉我主马尔都克之命，我的法律无人可以废除。”


这里的马尔都克是古代巴比伦的主要神灵，被视为古代巴比伦的守护者。这些泥板文书中的文字，核心意思除了颂扬汉谟拉比的功绩，也表现出他要宣布：“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


不只是古代巴比伦，其他文明也是类似的情形。比如，古代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他大约是公元前522年至前486年在位）留下了类似的铭文，同样强调大流士是统治者，而众人应当服从，大流士一世自己的说法是“按照我的旨意执行”。


除此以外，中国古代第一位建立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皇帝——秦始皇（这里我用的定语有点多，至于为什么这么多，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中解释）——他的政治意志，也被记录在几篇石刻碑文中。其中的“碣石刻石”碑文向全国民众宣告，秦始皇用文治武功平定天下，制定法度，是天下人的皇帝，天下众人都应当服从他。


这些古代君主们，不仅对众人说“我是你们的王”，而且还强调他们自己在控制叛乱、征服敌国、创造和平方面的非凡功绩。


实际上，从古到今的每一个王，如果要创造这样的功绩，从来都要借助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运转有效的官僚系统。因为一个人无论个人能力与武功多么了得，只要是孤家寡人，不依靠军队与官僚系统，那他终究是成不了王的。而一旦成了王，无论实际上他是一个怎样的统治者，他至少要在部分程度上为他的臣民们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


就此而言，王所代表的国家，就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只有这样，我们开篇提到的财产权，以及更重要的生命权，才可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历史地看，任何君主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为社会制定法律或规则，以便提供基本的安全与秩序。


在有文字记载的世界历史资料中，很早就有这类的法规了。比如，公元前13世纪到前12世纪，古代埃及的几个君主命令都规定，埃及人享有财产保护权，杀人、盗窃、纵火、强奸、盗墓等均属不法行为。


公元前3世纪，古代中国最著名的法律，是刘邦的“约法三章”，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就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跟复杂和细密的现代法律体系相比，这些古代君主只制定了极其简明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的核心正是对民众的生命安全（不得杀人、伤人）和财产安全（不得偷盗）提供基本的保护。


这也恰好证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财产权，就是古代的君主与国家凭借其创设的法律而确立起来的。没有君主、国家与法律，就不会产生有保障的财产权。


回到开头，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认为，财产权的观念与制度一旦产生，就会给人类带来许多“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许多“苦难和恐怖”。但实际上，在一种无财产权和无国家的自然状态里，人类并不能免除这些风险和苦难。

而正是君主与国家的诞生，恰恰帮助人类免除了某些“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某些“苦难和恐怖”。所以，这也可以说，那位第一个说“我是你们的王”的人，才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君主与国家的诞生，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某些自然状态下所没有的新的“罪行和苦难”。这是后话，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2.
将演化作为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


简单总结一下，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早期国家的兴起。如果说王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开端，那么人类其实是历经了相当多的磨难，用了相当漫长时间才走到这一步的。按照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估算，现代人的祖先起源于25—40万年前。


但有文字可考的人类早期国家，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据此推断，人类演化至今98%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国家，早期国家兴起以来的历史大概只占全部人类历史2%左右。而恰恰是国家的兴起，给人类的演化带来了一场根本的革命。


正是因为国家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防止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制定人与人互动的规则，至少部分地保护了人们的财产权与生命权，以及创造了人与人进行大规模合作的条件等，才使得人类社会的演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方面，国家的兴起本身是人类演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政治革命，即“国家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国家的兴起也使得人类后续的经济增长与技术革命成为可能。自早期国家诞生以后，它就成了人类政治演化（political evolution）的基本载体。


而以演化论视角来看，人类5000多年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演化史。我们知道，演化论或进化论起源于19世纪中叶查尔斯·达尔文的研究。他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确立了演化论的基本框架。


达尔文的基本观点包括：第一，复杂多样的生物界是物种不断演化的结果；第二，物种演化的两个内在机制是遗传与变异（变异也就是突变）；第三，物种与物种之间、同一物种内部需要为生存而进行竞争；第四，那些更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有更大的生存概率，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机制。


简而言之，达尔文的演化论主张，面临生存竞争的物种借助遗传与变异，经由自然选择的机制，实现了适者生存的演化过程，进而造就了生物界的多样性。自《物种起源》出版以后，达尔文的演化论思想又逐渐扩散到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很多领域。


在这个节目里，我就是借鉴达尔文的视角，将人类政治的发展与变迁视为一个演化的过程。


《国王的演讲》

不同政治体与政治模式可以被视为一个个的物种，这些物种内部有一套复杂的遗传与变异机制，并需要为了生存而展开竞争与斗争，即不同政治体与政治模式之间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角逐，然后以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决定着一个个“政治物种”（political species）的生存概率与发展空间，进而塑造了人类政治的演化过程。


那么，为什么要将演化论作为一种分析的视角呢？实际上，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已经为人类政治变迁的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许多理论，回答了诸如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近现代国家为什么兴起、政治现代化为什么呈现出不同路径、民主何以首先发生在某些国家等重大问题。


这些理论固然能解释人类政治变迁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却无法在整体上解释人类的政治演化史，或者说无法为理解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逻辑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而演化论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分析框架，它可以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在静态上，解释人类的政治演化以及统治模式的关键方面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第二，在动态上，解释从一个时点到另一个时点的人类政治演化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正是基于这种演化论的视角和方法，我们这个节目关注的不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全部细节，而是它的基本脉络，进而为理解人类政治演化史上最重大的政治现象提供认知工具。


3.
分析框架概述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这个节目会提供一个怎样的分析框架呢？我在第一集的发刊词中要跟你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由于国家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载体，所以，理解国家的变迁，就是理解人类政治演化的关键，也是理解统治与政治博弈问题的根本。


我们在前面提到，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与尼罗河流域首先兴起了人类历史上的早期国家。以此为起点，今天的人类政治已经经历了5000多年的演化，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空间上看，人类政治演化既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我会在这个节目里将人类5000多年的政治演化与统治逻辑主要归结为国家在两个维度上的不同。


第一个维度，是国家类型的分化与演化。这里的国家类型，可以用国家规模来定义，也就是同一种政治权力控制领土的地理疆域范围。早期国家诞生之后，就出现了城邦国家、一般国家与帝国的分化和转换。


第二个维度，是政体类型的分化与演化。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政体可以区分为若干类型：一是中央集权政体与封建主义政体的分化；二是有限国家与无限国家的分化，君主制国家则是有限君主制与绝对君主制的分化；三是君主制（统治者一人统治）、贵族制（少数精英统治）与民主制（多数民众统治或平民统治）的分化。


无论是国家类型，还是政体类型，这些概念听起来都有些抽象，但没关系，我会在后续节目中为你通过一个个国家的故事来讲述。


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统治史》作者、英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芬纳的理论，他把人类政治史的各种新事物区分为“政治发明”（inventions）和“死胡同”（dead-ends）。如果说“政治发明”是延续下来的政治发明，比如官僚制与民主制，那么所谓的“死胡同”就是消失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政治发明，比如历史上的城邦政体。


从演化论视角看，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可以视为政治体——在国家或政体维度上——的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产生的。当这些变异适应人类政治需要或者适应环境变迁时，就保留下来了，成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发明”；当这些变异不能适应环境变迁时，就被淘汰了，成了芬纳意义上的“死胡同”。


《国王的演讲》

参考这种说法，我会把人类5000多年的政治演化史，总结为两项主要政治发明的历史。


第一项政治发明就是塑造有效国家，包括在硬件上建设武力系统、税收系统和官僚系统，以及在软件上塑造合法性与国家认同，甚至还包括提升国家能力。


第二项政治发明是有效约束国家，包括以立宪与法治、分权制衡、民主等制度和方法来对国家及其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约束。


更具体地说，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跟你讨论：为什么人类不同群体的政治演化都产生了国家这种统治形式？为什么人类早期国家首先会在某些地方兴起？为什么古代国家会呈现城邦国家、一般国家与帝国的分化？为什么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分野？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体制成了人类古今政治转型的关键？等等。


类似的问题可以有很多。但这些问题，总结起来还是静态的视角。在这个节目中，我还将为你引入动态分析的视角。动态视角把人类政治演化分为两种状态：一是政治稳定，二是政治变迁或政治变革。


政治稳定，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政治格局或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的维系；政治变迁或政治变革，可以被理解为原先政治均衡的打破和寻求下一个政治均衡的过程。


一般而言，一种既有政治格局或政治均衡得以维系，是比较容易解释的，更难解释的往往是政治均衡的打破。这就需要引入动态分析的视角，重点要解释政治均衡从稳定到不稳定的过程。这正是理解人类政治演化的关键。


与此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国家会从部落社会中兴起？为什么城邦国家或一般国家能够成长为帝国？为什么规模庞大的帝国会瓦解？为什么自19世纪以来近现代民主首先会在欧美兴起？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的政治变革，都需要借助动态分析视角来进行解释。


以上这些，都是我要在这个节目中跟你讨论的内容。总的来说，这些都是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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