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7岁的张学良向父亲提出，他想去日本或美国留学。

张作霖瞥了他一眼，说：“你别去，去了也读不下来，回头给我丢脸。”

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张学良被父亲嘲笑了一顿之后，不服，跑到了北平，报名上了北京国立大学。

这是张学良一生中唯一一次反抗父亲的安排，最后的结果还是被老爸押了回来，成为东三省讲武堂的第一期学员。

这一年他18岁。

张作霖虽是个半文盲，但看人很准，对这个儿子太了解了，从小衣食无忧，不爱学习，你还留学？出去就是个花花公子。

张作霖猜中了开头，却猜错了后来。

张学良从此开始了民国最传奇的一段经历，从“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到“掌握实权的东北王”，从”不抵抗将军“到”挽救民族危亡的英雄“。

不过，张作霖虽猜错了后来，却仍然猜中了这个儿子的结局。

终其一生，张学良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有过臣服，也有过反抗，最后是对命运的无可忍何。

让我们试着跳脱出传统的政治解读，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个民国传奇人物的前半生。

教育学家认为，当孩子在反抗父母时，他真正反抗的是父母按照自己的要求改变他们的努力。

虽然孩子的反抗在大人眼中很幼稚，但却是他们走向独立人格的第一步。

可大人们总是喜欢用事实证明——瞧瞧，老爸这次又对了吧？

张作霖是对的，打仗这件事，儿子干得相当不错。

19岁，由于在学校成绩优秀，张学良晋升少将，并在剿匪实战中初露锋芒。

21岁，参加直奉大战，在奉军溃败的情况下，守住了山海关，显露了军事才能。

24岁，以实际上的前敌总指挥的角色参与第二次直奉大战，打败了吴佩孚，一战成名。

这时的张学良已不再是当初那个被父亲骂得狗血喷头的毛头小伙子。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张学良会逐步建立对自己的信心，走出父亲的阴影。

然而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让张学良卷入了与父亲之间最大的危机。

郭松龄，这位张学良亦师亦友的副手叛变了，而且打的旗号正是“老帅下野，少帅上位，停止内战，改造奉军”。

郭松龄掌握着东北军最精锐的人马，张大帅惊慌失措之下，竟要下令处死儿子。

受郭松龄的影响，张学良也看到了奉系旧军队的腐朽，也有自己新军人的理想，他想走自己的路，但却不是以这种激烈的对抗形式。

父亲当然不会真的要杀他，但未必没有猜疑。

平时隐藏在亲情背后的权力斗争，此刻显露无疑。

张学良的毒瘾正是这段时间染上的。

从此，张学良再也没有能走出父亲的阴影。

风波过后，就在张学良铁了心认为，跟着老爸走，有肉吃，有酒喝时，历史又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暗杀，27岁的张学良成了孤儿——心理上的“孤儿”。

好在有奉系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张学良有惊无险地成为新一代“东北王”。

张学良能当好这个“东北王”吗？

应该说，张学良为人随和、知人善任、军事经验丰富，深知东北军的爱戴，而且作为嫡长子，他拥有无可取代的正统地位。

但是，他并没有在心理成为真正的“东北王”。

这些年的生死沉浮已经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位置，无人可以取代。

就连现在的自己，也不能。

“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心理学上说，父亲这个形象代表的是物质上的安全感，行为上的责任感。

父亲就是那个既让你感到安全，又让你感到束缚的人。

他既引导你成长，又会成为你成长道路上必须逾越的那道墙。

但如果长时间无法越过那道墙，你就会对那道墙产生习惯性的依赖，始终生活在那道墙的阴影下。

即使那道墙轰然倒塌，心理上的墙依然存在。

张学良从来不是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他冲动鲁莽、喜欢被人阿谀奉承、政治立场变化无常，都暗示了这一点。

当东北王这件事，比打仗复杂多了。

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呼唤着一个强者，帮助他走出迷茫。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

这个人造就了少帅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令他蒙受了人生最大的屈辱。

这个人成为了他理想和精神寄托，但最后，他又亲手打碎了这个偶像。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1929年，东北易帜，张与蒋结盟。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一纸通电，帮助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奉军再次入关，也令张成为中国武装力量名义上的副总司令，超越了他父亲的历史成就，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

想必他深深地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又重新找到了一位“父亲”。

这不仅仅是个比方，张学良在公开场合时常自豪地夸耀，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

应该说，蒋介石比张作霖更符合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

张作霖出身草莽，一代枭雄的背后又有很深的江湖无赖气息。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一个新式国家里民众公认的领袖。

张学良是辛亥革命背景下成长的一代新青年，自然更认同后者。

当政治上的认同与心理的上依赖混杂在一起，悲剧就发生了。

比如说，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他起初是深信不疑的。

这造就了他人生最大的屈辱——不抵抗将军，轻易将东北“交给”日本人。

即使丧失了东北根据地，几十万东北军颠沛流离，张学良也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信仰。

丢了东北后，张学良下野，到欧洲呆了大半年。这大半年，他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回国以后，他发起支持“领袖”运动，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

他相信，蒋介石会成为中国的墨索里尼。

如果他像“蓝衣社”那样，完全把蒋看成精神领袖，张学良的命运也许会像国民党的大多数将领一样。

但这只是张学良的一厢情景，而人心又岂会如此简单？

俄底浦斯情结，也称为恋母（或恋父）情结，弗洛依德认为这是儿童或成人对于养育双亲的爱恨欲望的综合心理现象。

法国心理学家拉德不喜欢弗洛依德的解释，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只是一种象征。

他强调了父亲的作用，父亲的角色可以把孩子与母亲、孩子与理想的自我进行必要的分离。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以前那个高大的、无所不知的父亲，有一天忽然就变得苍老与世俗。

父亲形象的变化，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道路上极具象征意味的一幕。

1936年，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和“诺贝尔和平奖”嘲讽的张学良，在剿共战场上，又一次失利了。

东北军思念故乡，士气低迷。

面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政策第一次产生了怀疑。

而周恩来，这个张学良自述一生最佩服的人的出现，也令蒋介石的人格魅力在张学良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也许此时，郭松龄的形象又出现在他面前。

那个当初想反抗父亲安排的少年，又悄然回到了张学良的心中。

10月，张学良劝蒋放弃剿共，一致抗日，被蒋拒绝了。

11月，再劝，再被拒绝。

12月，蒋亲临西安，张学良三劝，被蒋狠狠地骂了一顿。

张学良彻底失望了，他发现这个他寄予厚望的人，并不是他理想的“父亲”。

“九一八”以来的种种委屈与愤懑，十几年来的种种理想与抱负，都在这一天暴发。

张学良终于推到了他心中的那道墙，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1937年12月的西安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各种政治势力在此角逐。

而置身事件核心的，却是一个心态发生巨大转折的人。

历史偏偏把这样一个人推到了关键时刻的关键位置上。

没有与任何势力事先沟通，在这一刻，36岁的张学良只有少年式的鲁莽和轻率。

没有充满利害权衡的预谋，在这里，这位东北军的首领只有不计后果的单刀直入。

也许在他的心中，只想着一件事：我一定要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我做的事。

也许他觉得这是他的第二次生命的开始。

可惜，历史再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第一次直奉战争。

奉军全线溃败，一片混乱之中，张作霖不知从哪儿听到的消息：张学良从马上摔下来了，生死不明。

张作霖手下有一个中校参谋，会算卦，人称“半仙”。

此时的张作霖什么也顾不上了，冲到中校参谋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咣咣咣磕头，求他马上给算算，张学良到底怎么样了。

此刻，张作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东北王，只是一个思念儿子的父亲。

父亲从来都是一个很难的角色。

这个角色从来都是游离在爱与罚，安全感与责任之间。

所以有人说，成长就是一个“弑父”的过程。

当父亲不再代表权威，子女不再需要父亲提供安全感时，也就是我们重回纯粹的亲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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