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王安石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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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这个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有一个深深的隐痛，那就是燕云十六州。这一片囊括河北、北京、山西的大片国土，自唐末失去以后，再没有回归中国版图。北宋初期，宋辽争夺燕云十六州长达20多年，直到宋真宗御驾亲征，与辽国结成檀渊之盟，到现在两国已经保持了六十多年的和平。宋神宗继位以后，励精图治，日思夜想的，就是富国强兵。

皇帝刚登极，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治国之道。王安石一进京，宋神宗立即召见。

宋神宗问：“唐太宗怎么样？”

王安石说：“陛下应该效仿尧舜，何必去效仿唐太宗呢？”

封建皇帝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尧舜禹汤，韦小宝只要颂扬康熙是“鸟生鱼汤”，康熙一定龙颜大悦，可见这是一碗大大的好汤。王安石的话给新皇帝的震撼极大，而此前与宰相富弼论到西夏问题，富弼说：“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事。”对于一个雄心万丈的新皇帝来说，你让他等二十年，他如何听得进去。

又过几天，讲学完毕，众臣退去，宋神宗单独把王安石留下。

皇帝说：“即便是刘备，也得有诸葛亮辅佐；唐太宗，也得有魏征辅佐。”

王安石说：“诸葛亮、魏征这样的人，有识之士都为他们感到耻辱，何足道哉？”翻遍中国历史，能达到诸葛亮、魏征水准的，不过寥寥数人。王安石岂止是自信，简直是太自负了。

    不仅自负，他还能言善辩。登州有个女人嫌弃丈夫丑陋，趁丈夫熟睡时将男人砍杀，伤重没有死。朝廷司法官员认为应判死刑，王安石得知，扮演了中国最早的辩护律师角色，引用各种法律条文舌战群儒，最后宋神宗赞同王安石的意见，用今天的话说，改为死缓。要知道这可是一千年以前，如果没有王安石，这个女人死定了。

宋代的宰相仅仅是个泛指的称谓，并不是一个实际职务。宰相的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另外设两三名“参知政事”即副宰相轮流当值，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军权归属枢密院，最高长官叫枢密使；财政权归三司，最高长官叫三司使，又称为“计相”。这样政军财三权分割，宰相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遇到军国大事，各长官一同商讨，由皇帝最终拍板。

王安石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推行变法，面对如此分散的权力，如何事出一统，是个首要问题。为此他专门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起草变法制度，向各地下达指令，落实各项措施，吕惠卿、章惇、曾布、苏辙，这几位嘉佑二年进士，都在这一机构中任职。这样就等于在三司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机构，而且绕开中书省直接发号施令，这对王安石的管理能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再比如免役法，就是以募兵代替征兵，不服差役的要交纳免役钱。保甲法，按户数把人组织起来，每十户为一保，每五十户为一大保，每一大保中要抽调壮丁接受军事训练。这样一来，表面上征兵没了，免役钱交了，但实际上仍然面临被抽去当兵的问题。

又如保马法，为了多养战马，由官家买马寄养在农户，或者是富裕户买马，相应减免税赋，但是把马养死了，农户要赔偿。

    变法的内容很多，不必一一介绍，反正一切设想的都非常好。在那个年代，王安石能提出如此革命性的措施，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人简直是历史上少见的天才。他的不修边幅、他的怪诞荒率、他的木讷寡味，似乎都在佐证他在其他方面的天资。

然而愿望归愿望，愿望总是好的。历史上哪一个当政者不说自己的初衷是好的？任何政策都是由人来实施的。王安石变法最终趋于失败，首先在于那个时代不可能提供一支合格的管理者队伍，他一个宰相，下面那么多层级，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如何实施管控，都是致命的问题。他所倚仗的只有层层的行政命令，来不及政策宣讲，做不到行政监督，无法得知下面的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短短的三四年之间，颁布了囊括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新法：

熙宁二年，颁布青苗法，农田水利法；

熙宁三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

熙宁四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取士制度；

    熙宁五年，颁布市易法。

这其中饱受指责的是青苗法。最大的弊端就是对任何人，不管是否需要，都给发放青苗钱，然后加收二成到三成利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官吏为了突出政绩，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摊派是最简单的办法。即使是朝廷严格要求必须是农户自愿，仍然存在问题——大户富户不需要青苗钱，赤贫的穷光蛋借不起，朝廷借以生财的目的与实际需求反差很大，地方上仍然避免不了摊派。有的地方发放青苗钱的场所，周边遍布赌场妓馆，商业向资本集中地聚拢，很正常的事。农民哪见过这些，往往这边拿了一大笔钱，马上就到街对面去挥霍，年底又要还贷，只好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王安石在地方上推行的青苗贷款，非常受民众欢迎，如今推行全国，反倒怨声载道。在此不禁想起老子的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要搞错，这可不是说治理大国像烹饪小鱼小虾一样简单，而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烹饪小鱼小虾一样谨慎，否则容易变成一锅粥！

再比如保马法，把官马寄养在农户家里，这种公私混在一起的事，谁能算得清账？即使是在现代的农业社会，马也是最娇贵的牲畜，这不是养牛养毛驴。在宋代，普通农家根本就养不起马，家里能有一头牛，就算日子过的不错。过了一千年，1956年，中国的农户也做不到家家养得起马。马无夜草不肥，养过马的都知道，冬天饲料中得有粮食，否则就是一匹瘦马，根本拉不动车，更不要说冲锋陷阵。匈奴草黄马正肥[1]，刚把马养肥，马上就是冬季，北方的日子开始难过，只有到南边来找吃的。你让农户大把往饲料里加粮食喂官家的马，可能吗？但是如果养不好，又摊上大事了。不要说把马养死了要赔偿，马养瘦了，受伤了，得了口蹄疫了，个体民众与官家发生这种纠纷，可以想象是什么结局。官吏、官吏，老百姓一辈子能见到几次官？老百姓见到的都是吏，宋江宋押司都很少能见到，见到的都是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的手下。“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这些都是吏。吏与民的关系，永远是皇帝关心的大问题，可惜王安石恰恰没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

[1] 高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免役法，一些地方官吏，不管是对鳏寡孤独，还是和尚道士，甚至剃头、卖粥、卖茶水的小买卖人也收免役钱。有的人为了逃避保甲，甚至发生了自残事件。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之策如此急功近利，他没法兼顾各方利益，原本是安民告示，却成为滋事扰民，成为对民众的聚敛，这不符合变法的初衷。

如果这些政策通过充分酝酿讨论再行出台，或者区分各地情况、多搞试点取得经验，或者作渐进式的改革调整纠偏，也许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惜，王安石现在根本没想到什么负面的东西，他现在正在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面对新法实施中的一些负面信息，神宗有点慌，于是找王安石商议。王安石说，陛下，绝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问题而改变励精图治之心。王安石说的对，他是宰相，不是县令，改革怎么可能没问题，他不可能因为一些问题而改变决心翻烧饼。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交通不便，资讯不通，一个庞大的帝国，想修正航道掉转船头，谈何容易。这就相当于引水渠已经修好，水坝已经扒开，洪水涛涛，结果发现引水渠修的太窄。这时候想再把水坝堵上，或者拓宽引水渠，还来得及吗？

如果王安石生在当代，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会颁给他吧？

（待续）

作者 · 简介

钱壮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国企管理人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个人公众号：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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