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钱还是保命？48小时内必须做出的两难抉择

要钱还是保命？48小时内必须做出的两难抉择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引发的人伦困境

马上拔掉呼吸机？

2018年秋天的一天，风和日丽。

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眼睛红肿、头发蓬乱的小伙子坐在我桌子对面。

他摘下眼镜，一边使劲地揉着头发和脸，一边焦急而又无奈地追问我：“律师，我该怎么办？律师，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律师，你能不能帮我拿个主意啊？”

我倍感煎熬与尴尬地坐在单位的接待室里，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或第六次要求我来帮他拿主意了，但我不敢也不能帮他拿主意。

因为这涉及到他父亲的生死，还牵扯到他们能否获得他父亲约七十余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我甚至有点后悔，接受了这件法律咨询。

时钟拨回约二十分钟前。

我早上去开庭，唇枪舌战之后，对方感觉势头不妙，主动要求调解。

调解结果基本等于我方胜诉，客户龙颜大悦，我也小有成就感。

于是，回单位的路上我特意犒劳奖励了自己一顿美食，还排队买了一杯“喜茶”的金凤茶王。

当我拿着喝了半杯的金凤茶王走进律所时，前台问我现在有空吗？说有一个人要咨询工伤的问题。

我们律所隔壁有家三甲医院、还有一家医疗美容机构，因此偶尔会有些病患或病患家属过来咨询一些法律问题。

我当时心情正好，就说，可以的。

然后，二十分钟后，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小伙子家是安徽某地小镇上的，他是一名大三学生，在南京上大学。

他昨天下午三点多接到父亲单位的人事主管打来的电话，称他父亲因为脑溢血被送到了医院，让他马上来上海。

我问还有没有通知其他亲属？他说没有，他妈妈走了（离婚？失踪？死亡？我没有细问），家里还有奶奶和一对上初中的双胞胎弟弟、妹妹，他就算家里管事的人了。

他爸爸在上海嘉定一家不大的工厂做工，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他父亲正在干活时，突然倒地，浑身抽搐，翻着白眼，呼吸困难（他父亲工友的原话）。

两点三刻左右，他父亲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几乎没有了呼吸，第一时间就被上了呼吸机。

当他在晚上八点多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他父亲因脑干出血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也就是说，此时的他父亲脑功能因脑出血而永久性丧失，只有心跳，无自主呼吸，全靠仪器和药物维持。

他掐着父亲的人中，捏着父亲的手，企图唤醒父亲。

医生讲，没用的，因为脑部已经不会发送神经指令了。

他守在病床旁，很迷茫。

下午接到电话前，他还是一个为着功课和恋爱而烦恼的普通大学生；接到电话后，他就面临着生离死别，在一张张不知道写着什么，但事关他父亲生命的文件资料上签字。

太魔幻了。

他当时还满怀希望，认为医生出于职业习惯在夸大风险，认为他的父亲过几天就会醒来并斥责他，你跑过来干什么？

他的一位老师也曾经脑出血过，但治疗后就一切如常，甚至还和他打过乒乓球呢。

他傻傻地在父亲床边守了不知道几个小时，他甚至不敢哭，他怕父亲醒来看到他的熊样。实在憋不住了他就去厕所哭一会儿。

中间，他父亲单位的人来给他送了些吃的喝的，他只喝了一些水。一位单位领导还拍着他的肩膀很恳切地说，小伙子，别担心费用，我们单位全部承担。好好治病，争取早日康复。

他很感动。

直到今天早上，一位自称父亲好朋友的工友把他拉到没人处，说了什么工伤、什么48小时、什么他父亲单位没安好心、什么脑死亡救不活之类的话。

这工友劝他让医院马上拔掉他父亲的呼吸机，否则可能就人财两空，中了单位的圈套了。

他听得很惊悚。

他半信半疑地用手机搜了一些东西，越看心越乱，越看越不知道如何是好。

于是，他就来咨询律师了。

明律如是说

我看着他希冀的眼光，心想，我倒是知道有关规定，但给你讲明白之后，估计你会更加为难的。

你父亲这个事情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死亡标准；一个是《工伤保险条例》中有关“突发疾病在４８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为工伤”的相关规定。

我们先来看看相对比较简单的死亡标准的问题。

关于人的死亡标准，有心死亡和脑死亡两种。

心死亡的标准为：“心跳停止”、“呼吸消失”和“血压为零”等。

脑死亡的标准为：“深昏迷”、“自主呼吸停止”、“脑干反射消失”、“瞳孔放大或固定”、“脑电波消失”等。

一般而言，脑死亡会先于心死亡，也就是说脑死亡后，依靠仪器和药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间的心跳与呼吸。

世界上目前已有80余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脑死亡标准法。

我国目前采用心死亡作为人的死亡标准。

据当下医学界的主流观点，脑死亡后，虽然还可以靠仪器和药物维持住人的心跳与呼吸一定时间，但人的死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

在法律层面上，官方只承认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上记载的死亡时间，而这个死亡时间，我国目前都是按照心死亡的标准来确定的。

也就是说，从医学层面判断，你父亲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且不可逆转；但从法律层面而言，你父亲尚不具备心死亡的标准，他还是活着的。

至于《工伤保险条例》中有关“突发疾病在４８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为工伤”的相关规定，我之前关注并处理过类似事件。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４８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你父亲是正在干活时突发疾病的，如果他不幸在４８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可视同工伤，获得相应工伤死亡的赔偿金；反之，则不能视同工伤，最多有点非工伤的补偿，两者差距很大。

他不解地问,为什么规定为48小时呢？

我故作镇静，其实茫然地说，法律规定需要明确、无歧义，所以有了这个很明确的时间限制；至于为何是48小时，而不是72小时，这都是经过专家论证决策的（天知道48小时的依据那里来的，反正我是没检索到），应该有科学依的。

他又问，工伤死亡的赔偿金和非工伤的赔偿是怎么计算的，差多少呢？

工伤死亡的赔偿，家人可获得的丧葬补助金为六个月的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月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是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按照当下标准计算约在77万余元，接近78万元的金额。

非工伤的补偿，丧葬费为两个月的本企业职工月工资，再向死者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每人发放死者本人六个月工资。如你所述的你们家的情形，你奶奶、你一对未成年的弟妹应该都具备领取六个月工资的条件。当然，单位可能会有些人道主义慰问金，但这个没有强制性规定，全靠单位自觉了。

也就是说，工伤和非工伤，最后会差七十来万？

是的。另外提醒你一点，因为你父亲没有工伤保险，所以一旦被认定为工伤，这钱全部都是单位来承担的。假如缴纳过工伤保险，社保部门会承担掉相当一部分的。

你的意思是说单位会为了逃避这笔赔偿金，会想法设法把我爸的死亡时间拖延到48小时后？

我没说。我只是告诉你法律规定和客观情况。

律师，我该怎么办啊？律师，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律师，你能不能帮我拿个主意啊？”

我能感受到他的无助与茫然，我下意识地拿起已经凉了的喜茶，喝了一几口，艰涩地说，我们只提供相关依据，决策还得当事人自己来做。

事关生死、人心、死亡赔偿金，我是不敢给他明确建议的，怎么说都不合适。

他摘下眼镜，一边使劲地揉着头发和脸，一边焦急而又无奈地再次追问我：“律师，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律师，求求你帮我拿个主意吧？”

我再次表态，我不便帮他拿主意。

但这小伙子置若罔闻，又继续问类似的问题。

我已经无力回答了。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我倍感煎熬与尴尬的情形。

还好一个广告骚扰电话救了我，平时让人讨厌的骚扰电话现在让我颇有几分感激之情。

我接起电话，自顾自地说，张总好，不好意思啊。我马上到。这有个客户，几分钟就好。

电话那头的推销员还在顽强抵抗，先生，我不姓张的，我姓……

我这边雷厉风行地说，好的，就这样，待会儿见，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

我搓着手对小伙子说，你看，我这边还有事儿，那边再催了，要不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

小伙子醒过神来，问，咨询费多少钱啊？能手机支付吗？

我赶紧说，算了，算了，你这种事情，我再收费，感觉于心不忍的。

小伙子又提了几次付费的话头，我都没接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送客。

最后，小伙子向我索要名片。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给了他一张名片。

不拔呼吸机了！

小伙子走后，我颇有些矛盾。

我害怕他打我电话，又有点想要他打我电话。

他如果再问我要不要拔呼吸机的问题，我是继续缄默呢？还是给他点建议呢？

第二天中午，我收到一条不在通讯录里的外地手机发来的短信：律师，谢谢您！今天我看到我爸哭了！他也很努力啊，他一定还有希望的。我决定，不拔呼吸机了，和他在一起。谢谢你啊，律师。等我爸出院了，一起来谢你。

流眼泪了？难道真有奇迹吗？

我打电话给我一个学医的朋友，问他脑干出血，被医生宣布“脑死亡”的人还会流眼泪吗？如果会，这意味着什么？

学医的朋友问清情况后说，依照他的判断，这所谓“泪水”应该是脑部坏死的组织液与血水的混合物，这意味着病患的头部其实已开始腐烂了。离心死亡的时刻也不会太久了……

果然，隔行如隔山，常识不能代替科学。

结束了与朋友的电话后，我拿起手机。

先后打了好几种版本的短信，都没发送。

最后我只发了，收到，祝好运。

然后，然后，我就再没接到过这小伙子的电话和短信了。

最后事情发展成什么样？如何收场？他们家有无拿到赔偿？拿到多少？

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后来我看到一篇写给法律工作者文章里称，你办的其实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我深以为然。其实我对该文章并不完全认可，但对这句话是百分之百认可的。

明律还要说

死亡标准姑且不论，这个是科学层面的交锋。

我是赞成脑死亡与心死亡标准综合运用来判断人的死亡的。

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里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才能视同工伤的规定引发的人伦困境，着实让人困惑。

劳动者一旦发生此种情形，对于自己和亲属、以及单位来说，能否认定为工伤，毫无疑问区别是十分重大的，此时这双方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尤其是小伙子父亲这种根本就没缴纳工伤保险的劳动者，单位真的全心全意为劳动者考虑吗？

说句腹黑的话，虽然现实中确实有单位会为了劳动者，而不太在乎自己利益的情形发生。但是，这样做的，貌似还是少数。

为了索赔，病人家属就得在48小时内放弃抢救亲人；为了不赔，企业要用呼吸机拖延已脑死亡的员工的“生命”。

而且，企业在脑死亡后的抢救行为还站在了道德高点上，有尊重生命，人命关天等的大义，让人无可指责。毕竟动机这种东西，除非当事人自己坦诚以告，否则外人推断出来的，未必会贴近真相。

单位有大义在手，要求尽全力救治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的病人，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为了逃避工伤赔偿的义务。“

此时，道德风险几乎全部转嫁给弱势的劳动者亲属。

继续用仪器维持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的劳动者，会面临人保不住，相应工伤赔偿也拿不到的触底局面。

放弃继续用仪器维持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的劳动者，会面临要钱不要命，唯利是图的道德批判与自己良心上的不安。

怎么选？

作为被咨询的律师，我都十分为难。

处于事件漩涡中心的当事人的煎熬，想想都让人崩溃。

好的法律应该让人信服、尊崇，而不是让人左右为难，被迫在利益与生命之间做出抉择。

所以，就我个人体验而言，我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引发的人伦困境应设法通过修订该条内容，予以避免。

例如，对于第十五条第一款做适当的修改，去除48小时的限定，将因突发疾病而丧失全部劳动能力的情形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加大对工伤职工的保护力度，避免出现这样的伦理风险。

毕竟，法律，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更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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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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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以德服人的魔都老律师，以笔为刀的码字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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